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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罗斯谈全球新挑战:今天的主要不确定因素是中国  

2014-01-03 12:25:08|  分类: 转载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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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罗斯谈全球新挑战:今天的主要不确定因素是中国

 索罗斯/George Soros/QE/十八届三中全会/欧元  文 / 若离  2014年01月03日 11:06  1636 次点击来源:华尔街见闻

索罗斯, George Soros, QE, 十八届三中全会, 欧元,中国

2013年进入尾声之际,传奇投资者索罗斯(George Soros)认为,全球经济有两大特色。一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经济体都给世界带来有益的正能量,欧元区是例外。二是所有正在浮出水面的全球经济问题都带有政治色彩。

索罗斯指出,日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推行量化宽松(QE)是有风险的实验:增长加快可能推升利率,失去持续偿债的能力。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宁可冒险,也不愿让日本慢慢受死。从舆论的热情判断,日本普通民众也会积极支持安倍。

他警告,欧盟正往日本竭力摆脱的长期滞胀方向前进。这种趋势有很高的风险,成员国可能熬过像日本过去那样的“失去的十年”、甚至更久的失落,但欧盟并不是真正的国家联盟体,它可能很容易就被这样的失落摧毁。

以德国马克为模版设计的欧元有个致命的缺陷

欧盟创造了一家共同的央行,却没有共同的财政部。这意味着没有一个成员国能控制欧元标售的政府债券,这些债务存在违约风险。

所以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,多个成员国陷入负债过重的困境,风险溢价使欧元区永远存在债权国与债务国的鸿沟。

假如各成员国发行欧元债券,倒可能克服这种弱点。

遗憾的是,德国总理默克尔排除了欧元债券的可能性,这体现了德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出现急剧变化。

两德统一以前,德国是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。而今,在衡量统一的成本之后,德国纳税人决定避开给欧洲债务国买单的麻烦。

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,默克尔坚称,每个成员国都应该管好自己的金融机构,应该全额偿还政府债务。

德国没有意识到这是在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犯下的严重错误。时任法国总理白里安(Aristide Briand)坚持战败国德国要赔款,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趁机在德国得势。

默克尔的政策正是给欧洲其他地区的极端主义运动可乘之机。

欧元区目前管理借贷的机制还会维持下去,因为德国始终会尽量少投入力量保证欧元存在,而且市场和欧洲机构会惩罚任何挑战贷款安排的成员国。

尽管如此,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。欧洲的金融机构已经认识到,紧缩会适得其反,已经不再对成员国增加财政管制。

债务国已经因此得到一些喘息空间,即便没有任何增长前景,金融市场也算稳定了。

展望未来,索罗斯预计,危机会源于政界

先从欧洲说起。

实际上,这类危机已经显而易见,因为欧盟变得很“自私”,过于关注内部事务,无法完全响应来自叙利亚或是乌克兰的外部威胁。

但欧盟这样做的前景却比毫无希望更恶劣,俄罗斯的威胁死灰复燃可能颠覆当前的局面,导致欧盟解体。

金融危机让欧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,再也不是那个激发众人热情的“梦幻之物”

成员国当初为共同利益而牺牲部分主权自愿结盟。他们之间本是平等关系,因为一场欧元区危机就沦为债权国与债务国的关系,既非自愿,也不平等。

事实上,欧元还可能让欧盟集体毁灭。

再看美国

与欧洲不同,美国是发达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。页岩能源开发赋予美国全国制造业重要的竞争优势,石化产业的优势尤其明显。

美国的银行和家庭去杠杆取得进展。QE推升了资产价值。房产市场已经好转,建筑业的失业率在下降。

自动减支对政府财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要消失。

而更令人意外的是,美国的政治极化出现逆转迹象。

两党当道的政治系统已正常运转200年,因为两党都不得不竞相在大选中争取中间力量。

宗教本位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联盟夺下了共和党的阵地,后来又加入了新保守主义势力,这一派新进势力将共和党推向了极右立场。

为了争取中间力量,民主党也在尽力赶上形势变化。两党合谋在国会重新划分势力范围。

因此,活动家主导的党派初选取得了比大选更优先的地位。这使美国政界告别了极化

最终,共和党内的茶党势力玩过了火。

去年的联邦政府关门结束后,共和党的旧部开始反击,这应该会导致两党系统卷土重来。

今天全球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并不是欧元,而是中国未来的走向

支持过去中国迅速发展的增长模式已经失去了动力。

这种模式取决于中国家庭的金融压制,目的是推动出口和投资增长

家庭部门对GDP的贡献比例缩减到35%,家庭的储蓄再也无法为当前的增长模式提供足够的资金。

这已经导致国内多种债务融资增加。

中国的金融环境与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美国的主流环境有些诡异的相似之处。

但这两者也有些明显区别。

美国的金融市场通常主导政治。在中国,国有银行是主要参与者,经济体的主要力量也是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。

中国央行了解存在危险,2012年就开始采取行动控制债务增长

直到债务增长下滑开始真正产生萧条威胁时,中国执政党才开始动用最高权力

2013年7月,中国领导层决定支持国内钢铁企业复产,中国央行也放宽信贷给予帮助。经济形势开始改善。

11月,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了远大的改革目标。这些进展成为全球前景近来好转的主要原因。

与结构改革相比,中国的领导层更看重经济增长,这样做没错。

因为结构改革要与财政紧缩结合进行,这样会导致经济体陷入通缩的混乱局面。

中国目前的政策存在未能解决的矛盾:钢铁业复产也会重新助长债务大规模增加,不可能持续几年以上的时间。

怎样及何时解决这种矛盾将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

中国的成功转变很可能需要推行政治与经济改革。

如果失败,中国政界领导的公信力就会下降,对内会加强管制,对外可能发生军事冲突。

此外,索罗斯还提到另一个未决的大问题:合理的全球管理。

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缺乏一致,这会加剧叙利亚这类国家遭受的人道主义灾难,更不必说为应对全球变暖扫除障碍。

但与今后几年出现的中国谜题相比,现在还不明确全球缺乏管理的局面是否持续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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